1935年10月，卓木碉的空气异常寒冷。张国焘撕下了所有伪装，公然宣布“另立”，引发巨大震动。为了显示自己“事出有因”、具备合法性，他往中央身上泼了很多脏水。 但他在鄂豫皖、在川陕都跟江西相隔甚远，即便煞有其事地把中央的“内情”说得天花乱坠，也没有说服力。 如此时刻，光靠他以及亲信的独角戏是没用的。老张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于是他指定几位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出来说话，进一步误导事实。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里就写下了当时的场景：“当时气氛很沉闷，谁也不想出头。于是张指定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。 这几位干部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，讲得非常激动。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，不禁为之哗然。 ” 这几位干部分别是：原红9军团政委何长工、原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、原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、原红5军团工作部部长邵式平。被挟裹而下的原中央红军两个军团的四名军政主官，只有董振堂顶住了压力，殊为不易。 而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曾经做过毛主席的秘书，跟中央以及毛主席的关系远比搭档董振堂亲近，为何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却做出错误选择呢？ 对于此事， 李卓然埋在心里一辈子，临终前才道出原因。 一、 李卓然也是一位资历深厚的老革命，曾赴法勤工俭学，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，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，这个时间比起后来的大多数元帅还早。后来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列宁格勒军政学院都学习过，成为“留苏派”的重要人物。 1929年李卓然回国，很快被委以重任，安排到上海临时中央军委工作，协助统筹整体的军事任务。次年组织再次调动，让他进入中央苏区， 先后担任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、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、中央局代秘书长、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。 这个时期，他跟毛主席关系是非常好的，尤其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前，主席被解除了职务，他仍然敢多次去看望，安慰一定会雨过天晴。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也没什么特别，拜访老上级是很多人都能愿意去做的事。但结合当初的实际情况，还真没几个人能做到李卓然这样。 毛主席后来回忆这段时光，曾感慨地说：“ 我这个菩萨，过去还灵,后头就不灵了。（宁都会议后）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，再拿出来，搞得臭得很...还好，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 ”可见那时主席是非常落寞的。 而中央苏区凡是支持主席的干部，如“邓毛谢古”、罗荣桓、郭化若等人都遭到打击。如此背景下，李卓然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，堪称雪中送炭。这已经不仅仅是上下级，更多是朋友同志的情谊。 因为李卓然有留苏背景且能力很强，他倒没有上级打压，长征前夕还被任命为红5军团政委，跟军团长董振堂一起率部充当全军后卫。 湘江战役时，殿后掩护的红5军团伤亡惨重，34师全军覆没。这个战果让军团政委李卓然非常痛心，他找到仍受冷遇的毛主席述说不满。 “现在形势严峻，战士们对中央的指挥很有意见，这种局面，不能继续下去了啊！” 主席点头，认为一定要召开会议商量对策，届时让李卓然等前线指挥说明情况。 遵义会议召开时，李卓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，说红5军团因指挥层的战略错误吃了大亏，部队带的辎重多、走得慢，总被敌人偷袭，明确支持毛主席重新出山领导军事。 光看上述经历，李卓然无疑是光荣正面的，作为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政委，只要按照正常进度发展，到1955年最起码是上将起步。可惜，在草地分兵时他却稀里糊涂站在了张国焘一边。 二、 1935年6月，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，最初双方都很喜悦，觉得革命形势将迎来大爆发。但很快，情况出现变化。 此时的红一方面军经历了多番血战，减员严重士气低落。而红四方面军刚出川陕转移，兵强马壮气势如虹。两相对比下，本就身怀野心的张国焘开始不断向中央要官要权。 中央出于团结考虑，进行了很多让步，比如撤销红一方面军的军团称号，与四方面军统一为“军”。还比如吸纳了很多四方面军的干部到中枢任职等等。不过对于原则性的问题还是没有妥协，北上南下之争，政治局就通过了北上的决议。 老张见高层路线走不通，假意认同北上，实则一直在找机会。后来中央为制衡老张，就将两大主力混编成左路军、右路军，想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，老张做事至少会有顾虑。 但此时四方面军人数高出一方面军数倍，无论左路军还是右路军，其在武力方面都占据优势，之后还想凭借武力胁迫中央。 那封著名的草地密电后，中央机关连夜带着右路军的红1军（原红1军团）、红3军（原红3军团）北上，其余部队则被老张带着强行南下，这就苦了左路军的红5军（原红5军团）和红32军（原红9军团）。 老张这个人心狠手辣，肃掉过很多骨干，原一方面军的干部在其挟裹下都备受压力。当部队行至卓木碉时， 老张公然宣布“另立”并自任“主席”。出自中央红军且跟毛主席关系密切的李卓然，在如此关键时刻，竟支持了老张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 除了徐帅外，其他很多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有相关技术，时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的宋侃夫就道出